阅读准备

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形成机制，并认为超出面对面范围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在于想象的方式。

循此思路，考察人们理解自己身份、想象共同体的媒介方式是一个重要议题。

数字媒介与传统媒介在塑造人们想象方式方面迥然不同。数字媒介生成了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影响了人们讲述“我们是谁”的形式，改变了情感流通的过程。它让同胞、他者等这些原本抽象的概念都变得直观可见，激发的情感不仅让“主体”浮现出来，还借助语言、符号系统把个体连接成集体。数字媒介独特的“情感结构”让共同体不仅是想象的，更是可见的、可以感受的，生成了“感受的共同体”。

#1

问题的提出：

数字媒介与身份议题

身份/认同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这与现代性的多重变迁相关。

传统共同体衰落，个体主义兴起，个体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身份，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面临着认同危机；全球化促进了日益频繁的跨国交往，人们在与“他者”相遇的过程中，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动态调整身份的位置，既可能带来合作、团结和国家身份的消解，也可能激活民族国家的身份意识，激发民族主义情绪，造成冲突。

媒介被认为是塑造身份认同、促进共同体形成的渠道。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现代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想象国家的机制，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身份认同的形成和维系需要一种集体情感，它不同于个体内在心理状态，而是群体共享的情感体验、情感规范。集体情感是各类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之一，其形成需要情感以物体、文本为媒介在成员之间流通，而这一过程则受到媒介形态的影响。

与传统媒体相比，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改变了人们生产身份、建构共同体的方式：数字媒介在把人们连接起来的同时，也导致不同群体的“相遇”更为频繁，身份认同及网络社群已经成为理解网络社会的关键词。

安德森指出，超出面对面接触范围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虚假还是真实，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沿此思路，我们要考察人们理解自己身份、想象共同体的媒介方式。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需要聚焦在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生产上。近年来，互联网上基于“民族国家”身份的冲突事件频繁发生。网民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表达爱、愤怒、羞耻等情感。情感在流通的过程中，把无数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集体的感觉。

本文是对数字媒介时代情感流通带来的增值、转化与创造社群边界的问题的延伸，从情感流通的视角探讨网络共同体的形成。

#2

“情感经济”：

理解数字媒介中的情感流通

我们首先引入“情感经济”理论来理解数字媒介中的情感流通。

在个体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复杂的语言、符号和意义系统，它们影响着情感的生产、流通，调节着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情感以社会性。这样一个“中间领域”较少得到关注，这也是萨拉·艾哈迈德提出的“情感经济”理论的价值所在。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情感是关系性的，情感既不存在于主体，也不存在于客体，而是主体和客体“接触”的产物，取决于主体在和客体接触的过程中如何阅读对方、如何建立意义。我们应该关注情感如何在自我与客体之间流通，以及如何在流通中创造主体性。

“情感经济”概念借用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的论述，描述情感的流通过程。“经济”一词是指情感在社会和心理领域的流通和分配。在她看来，情感在物体和符号之间流通，情感的价值随着时间而积累，一个物体或符号在流通中增加了情感价值，流通得越多就越显得有情感。情感流通在本质上是情感符号在不同主体的流通。

情感流通带来系列后果。

第一，情感流通创造了主体的“轮廓”。艾哈迈德认为，情感既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社会，而是产生了表面和边界，使个人和社会可以像物体一样被描绘出来，情感的对象是作为流通的效果而形成。这与情感的意向性具有的构造功能有关。情感不仅指向对象，也积极地构造对象的主体性。例如，愤怒也把一些负面标签附着在特定的对象身上，构造了一个“不正义”的主体，帮助人们形成“我们”和“他们”的区分。

第二，情感在流通过程中，把拥有相同或相似情感体验、情感规则的个体“绑定”在一起。成员通过参与共同情感的流通，形成集体的边界。集体的成员共享某些情感规则，拥有相似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或者说，拥有“集体情感”。集体情感的形成需要情感的流通。

情感经济，或者情感流通的研究聚焦符号系统、意义机制、传播媒介如何促使不同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了情感的生成和流通，关注情感“如何以具体和特殊的方式来调节心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它属于情感的文化研究路径，主张应该在情感流通的动态过程中关注身份认同、社群的生成。

当下的传播环境中，数字媒介显然是情感流通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其技术特征、符号系统都塑造了情感流通的形态，影响了个体情感和集体情感形成的方式。

数字媒介具有显著的“情感性”：

● 数字媒介改变了公私边界，为个体情感表达提供了渠道。

●媒体和平台机构积极借助情感吸引公众注意力，获取流量。

●数字媒介的“语言”丰富，包括图像、视频、图片等，与文字相比，它们具有更强的传达情感的能力。

●数字媒介也把个体的感受连接成“集体情感”，为各种类型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平台，促使大量的在线社群的形成。

数字化的情感结构塑造了人们想象自我与他人、国家与世界之关系的形式。它与“我们是谁”的身份建构密切相关。

#3

从“想象”到“感受”：

网络共同体如何形成

数字媒介独特的“情感结构”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和表达的方式，让共同体不仅是想象的，更是可见的、可以感受的，是日常生活中鲜活的体验对象。

我们接下来将具体分析数字媒介的情感结构如何影响了情感流通以及网民“想象”民族国家的方式，如何影响了网络共同体的形成。

数字媒介对人们感受和建构共同体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数字媒介让不同群体的“相遇”变得频繁、直观

数字媒介融合了视频、图像、文字等多种传播形态，鲜活的听觉和视觉文化让同胞、他者等这些原本抽象的概念都变得直观可见。

身份区隔的过程包含认知性的因素和情感的参与。我们认知到和其他群体在语言、肤色、价值观、政治制度、空间位置等方面的差异，进而知晓自己的特殊性。情感既能够建构“差异”，也让一些自然的差异成为“区隔”的缘由。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随处可见，但忽略哪些差异、把哪些差异视为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关键要素，是文化解释的产物，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过程，而这其中必然包含着情感。情感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促进主体性建构。它强化冲突，让“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更加显著，冲突更剧烈。

情感由于是意向性和关系性的，它指向客体的时候，也让主体浮现出来。例如，愤怒的内在结构蕴含了主体与客体之分，它引发的“不适感”恰恰让“我”意识到“他人”对自我的冒犯。国际政治中的仇恨也是激发主体性的重要情感。仇恨蕴含着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报复欲望，它在复仇的等待和复仇成功的快感中，不断地动员群体的主体性，在复仇者与复仇对象之间划定清晰的界限。共同仇恨某个群体也是“我们”形成的情感机制。

数字媒介的情感结构影响了个体情感表达、流通以及情感连接

情感流通的载体借助数字媒介广泛传播，积聚情感能量。个体被激发的情感寻求表达的渠道，在半公开（如朋友圈、微信群）、公开（如微博、抖音）的平台上传播，带来显著的社会后果。数字媒介让愤怒、羞耻、仇恨、爱等这些与民族国家身份相关的情感传播迅速，影响范围广泛。

数字媒介改变了情感流通的方向

在传统媒体时代，民族国家的情感多是自上而下地流通。国家通过一套情感政体（emotional regime）由上而下地鼓励或抑制公众的情感体验，建立情感表达的规则，塑造民族国家认同。

到了数字媒介时代，不同主体之间在互动中建立情感规则，影响情感流通的模式，情感的流通依靠一套更为复杂的系统：个体被赋予表达情感的机会，原本被视为内心或者私人领域的情感可以顺场地进入公共空间，消解了公共、私人的传统边界，对国家的公共政策形成反馈；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等引导公共空间的情感表达和流通；平台拥有强大的管理公众情感的权力。

平台深刻地塑造了当代社会的情感文化，情感生产和流通也呈现出“平台化”的问题。

●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平台已经成为公共情感的聚集地，既为情感流通提供了空间，也制定了规则，决定情感如何往各处分配。

●短视频平台极大地推动了情感载体的传播，为人们讲述“我们是谁”提供了空间。它们还借助情感争夺日益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变相地诱导了激进情感甚至极端情感的表达和传播。

●算法调节着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感受，也设定了情感流通的轨迹，它不仅可能带来学界关注已久的信息茧房效应，也可能往同一方向引导并强化某种身份认同及其引发的情绪，造成群体极化、情感极化等问题。

数字媒介以仪式传播激发和积聚情感，形成新媒介事件

数字媒介融合了电视媒介的直播特征，也能够形成仪式性的事件。不同的是，数字媒介把分散在各地的成员连接起来，彼此之间不仅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正在观看，还可以相互交流感受，让共同体感觉更为清晰。

现有研究发现，当群体成员对内群体感到快乐或对外群体感到愤怒时，群体认同增加。网民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表达有助于共同体认同的生成。

孟晚舟回国在网络上引发的情感表达兼有对“内群体”的积极情感（自豪、快乐）和对“外群体”的消极情感（愤怒）。提前获知消息的网民在社交媒介上翘首以盼，带有仪式性地等待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介平台不断更新孟晚舟回国的新闻，美国压制、漫长等待、“回家”话语、祖国日益强大的感受等都在调动网民的情感。网民情感在社交媒介上迅速流动和积聚，让网民直观地感受到“国家”。

#4

集体情感、符号系统

与个体的连接

在互联网上，网民基本上以匿名的身份存在，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不可能与大多数人相遇，那么，他们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并非自然而然地产生，而是“一系列复杂社会实践的结果”。这套社会实践在网络上表现为两种机制，一是集体情感的形成，二是连接个体的语言、符号系统。

在数字媒介空间中，个体不具身在场，通常无法像线下组织那样形成约束成员行为的规则，无法建立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同属于某个组织、某个共同体的“感觉”则成为集体形成的心理纽带。这种“感觉”的形成需要集体情感。

但群体成员之间如何体验到相同的情感？梅瑟给出如下解释：

●人类的情感被认为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因此一个人的感受往往取决于文化框架下的解释。相同的文化框架容易激发相同情感。

●由于群体中的人可能和本群体的成员互动最多，将本群体作为主要参照群体，因此群体成员可能互相影响。体验群体情感可以表达和强化群体身份，维持群体界限。

●情绪具有传染性，他人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具有群体层面影响的事件会引起群体层面的共同反应。

群体/集体层面的情感让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群体受到侮辱而感到不安，而不是因为自己被单独侮辱。这样的情感机制塑造的就是作为群体的“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同仇敌忾”有助于增强群体认同。体验和表达愤怒的过程则把个体和集体“绑定”在一起，形成集体情感，推动集体行动。

群体情感不仅对外，还“对内”，维系群体稳定需要建立统一的情感规范，以引导成员的感受和规制情感的表达，这就会排斥违反群体情感规范的成员。这种现象往往造成更大范围的群体内部的分化、矛盾和冲突。

语言、符号系统对集体情感的产生和表达贡献甚大。语言、符号唤醒了情感体验，塑造了人类情感。群体层面的情感体验通常与共享的语言和符号系统相关。相同的语言和情感是他们彼此确认身份、交流感受的基础。语言、符号系统也是网民相互交流、彼此连接的媒介。他们通过使用相同的语言来获得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数字媒介中的社群在组织性上存在差异。它们通常较为松散，多是基于特定事件唤醒的共同情感，缺少有组织地互动，随着事件结束而结束。少数社群的组织性较强，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符号系统和表达空间，不仅表达情感，还可以组织行动。组织性与平台性质密切相关。

#5

从“想象的共同体”

到“感受的共同体”

在数字媒介时代，个体在情感交流中感受彼此，获得身份认同；数字媒介也让不同群体的“相遇”变得频繁，抽象的“我们”“他者”等概念成为直观的、鲜活的体验；个体通过数字媒介表达情感，彼此连接，实施行动；线下互动的缺乏使得共同感受成为网民形成集体的纽带。

因此，我们提出“感受的共同体”的概念，用以强调感受、情感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强调情感在流通的过程中如何把个体连接成“集体”。

这一概念与罗森宛恩的“情感共同体”也有一些区别。“情感共同体”的研究对象组织性、同质性较强，联系紧密，拥有相同的并且比较稳定的情感规范，但数字媒介中的共同体通常缺乏组织性，是依靠事件临时激发的共同感受而连接在一起，情感系统既不复杂，也不稳定。当然，数字媒介空间中也有一些社群组织性较强、连接密切，符合“情感共同体”的特征。

“想象”与“感受”是两种不同的感官方式，与报纸、数字媒介两种传播技术直接相关。我们考察媒介应该关注技术形态如何与人的感官接合，进而创造新的知觉方式。

以媒介与感官的视角来看，“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强调民族认同的认知面向，“感受的共同体”的概念则更强调民族认同的情感面向，关注数字媒介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他者”的感受，如何把个体感受连接成集体情感。

当然，严格来说，认知和情感不能二分，情感包含着认知性的因素和评判，例如，系列辱华事件激发的网民愤怒蕴含网民对于尊重、偏见、歧视、公正等问题的认知。认知推动决策、行动的过程也包含着情感，因为做出决策和实施行动有偏好、价值的引导，它们都有情感的参与。使用“感受的共同体”的概念是为了强调“感受”在数字媒介认同与社群建构中的作用。

情感经济理论与“感受的共同体”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网络社会冲突的问题。情感在流通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无意识心理、情感与外部社会世界结合起来，身份与情感相互激发，推动集体行为，让身份议题更加显著。数字媒介时代情感流通的变化加剧了社会冲突，让冲突更加日常化。

数字媒介推动的情感政治具有高度唤醒、情感狂热流通等特征，对政治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数字媒介时代的认同建构也呈现出典型的情感特征——易被唤醒和传播，这也是我们提出“感受的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原因所在。

本研究包含两条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一是传播技术与人们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的“情感结构”。新兴的传播技术往往带来剧烈的社会变革，搅动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我们应该透过现象层面的“喧哗”去探讨传播技术是否以及如何塑造不同代际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和处理“我们”与“他者”关系的方式；

二是以语言、符号、传播的物质载体为中介的情感流通把个体连接成集体的方式。本研究抽象地使用了“数字媒介”的概念，但在具体的媒介使用中，不同的传播技术在情感表达和流通上具有不同的“可供性”，也就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塑造主体性和集体。这需要我们开展更丰富的经验研究来丰富数字媒介与情感经济/情感流通的理论。

作者介绍

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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